儒家以改变社会的生存状态为主，倡导克己、中庸、率性之道，但除孟子“尽心”法及荀子“虚壹而静”的主张外，很少有技术细节上的描述。宋明理学家们“半日静坐”的功夫多源于道、佛两家，因而儒家的贡献不在技术，而在于为技术提供了适宜生长的主流氛围和以易理为主干的理论模式。
医家以改变扭曲、不和谐的生存状态为主，主张由治未病、治心入手，积极引导人们通过各种静与动的心身调节，保持生理平衡及人与环境的良好适应性。《黄帝内经》中的内求指向一向遮蔽在字里行间，虽有华佗、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人的实践与追求，但非精熟者不能勘破。宋明以后，儒医时代取代了道医时代，医家养生方法逐渐与神仙修炼脱离，而呈现出专门化倾向。
佛家的修炼主要从心理入手，希望从根本上解除人与外在的冲突。
这一主旨被佛家描述为脱离有形肉体的羁绊，进入自由的“涅槃”之境。
但佛教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各个流派对内炼技术的理解又不一而同。
天台、华严、净土、唯识、禅宗等禀承佛教大乘思想，偏重心理改造，实质上却是将本体论与实践技术混淆的做法；密宗，尤其是藏传密宗则避免了这种局限，从生理角度对内炼技术进行了重要的探索。
内丹学则是道家内炼技术的集中体现。它先后吸收了医、儒、佛等各家技术的精华，按精化气、气化神、神返虚的基本程序建立了博大精深的修炼体系。其成熟的表现是从张伯端、王重阳开始的内丹派别纷立、内丹著述繁荣和表述方式的直接浅白。同时，三教合一的学术氛围，直接促使各家修炼者以内丹技术为核心，将各家的理论与方法有机融合，呈现出集大成之势，甚至可以说，至明清之际，内丹体系是中国人对生命修炼技术的精华总汇。
武术对人体的探索一直以技击实践为推动力。从最初的本能自卫需要到后来军旅武术，一直以最大的破坏性为目标。但明清之后，随着太极、形意等拳派的出现，武术家吸收了内丹技术与道、儒两家的哲学观，将武术训练最终提升为某种人生哲学的实践。但它对内炼技术的贡献，在于人体力的开发和姿势合理化的尝试。站桩与动功至今仍是气功研究的热点。
综上所述，中国养生文化融各种防病、治病、健身、修炼方法于一体，它以中国哲学为理论基础，汇集道、儒、佛的思想精华，不仅具有健身延年的实用价值，而且映射出中华民族文化品格、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的特色。中国养生学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从一个特定层面代表了中华文化的特征和本质。